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的渴求，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非常人皆知，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常人大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屈和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