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常常被认为缺乏公共空间：不但没有广场、教堂、体育场等供不同人群聚集以交流意见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没有一个活跃、自治的市民社会。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现在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虽然中国城市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同样存在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社会共同体，人们自发地维护公共福利，并分享着共同的社区空间。大体上，这也是本书想要证明的，因为在王笛看来，茶馆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缩影--茶馆不再仅仅是人们去喝茶的地方，而是这座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每个初到成都的游客都会注意到它悠闲的城市性格，市民喜欢在茶馆里摆龙门阵，民国时许多记载都证实＂此地人民生活得特别休闲＂，尤其下午时分，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似睡非睡之中。当时仅50万上下人口的成都有600家茶馆，而今天甚至已达到3000家以上。有民谚不无夸张地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确实如此。茶馆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对任何社会阶层开放，因此汇集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它是一个事实上的社会中心，普通市民常常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生活；它也是一个舆论平台，人们在此交流信息、意见甚至流言蜚语，这种议论本身就能有力地制裁偏离社会规范的任何社会行为，很少有人能经受长时间地被周围人非议和指责。此外，围绕着茶馆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地方文化，不仅是品茶礼仪，还有戏曲艺术--在成都，最早的戏园从茶馆中衍生，这与北京正好相反，在北京最早的茶馆产生于戏园。茶馆事实上兼具会客室、市场、广场、剧院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因而成为每个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充当着社会的安全阀，人们可以在那里发泄不满。
在这个特定空间里，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富有弹性的自我调适之中。成都人一度甚至将茶馆视为＂民事法庭＂，彼此有纠纷时就去茶馆讲理，除非谈判破裂才走向法律诉讼，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方言词汇＂吃讲茶＂．如王笛所言，这也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力量，也因此，1946年政府发告示禁止＂吃讲茶＂这种＂私了＂的方式。这也表明茶馆里的冲突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反映，有时人们就在茶馆里进行政治活动或批评社会现状，甚至偶尔演变为暴力冲突，以至于1945年夏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以＂易藏奸宄＂及＂盗窃案件频频发生＂为由，要求市政府取消学校周围的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