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禅师论禅，是要排斥法执、我执，以便自悟本性。执，即束缚。就如“吃茶去”，如拘泥于此三字，死钻牛角尖有可能成为人们理解上即“悟道”的束缚。因此禅宗是要人们做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坛经》)的精神境界。禅茶的深厚基础，缘真实体验的深刻性。
正是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点。所谓“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都与茶及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茶事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平常而自然的境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须是工夫不断，“悟头始出。”
虽然“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但此体验本身即得来不易，必工夫不断，方可有悟。进而言之，悟虽可得，亦随时可失，所以说“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这就全然是一个保持境界的事了。禅宗的茶事活动之所以日益讲究，甚至将其化为一个艺术境界，奥妙全在于此。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早已从具体实际生活上升到超脱物我的一种“悟”，从而具备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茶的醒脑提神的药用功能，对禅宗的坐禅修持的证道法，倒有解释的用场，但对慧能以后禅宗那种“见性成佛”，不靠禅定的那种顺乎自然的境界，则很难解释得通。说到底“吃茶去”，是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的破除执着的特殊方法，是要去除人们的执着，一任自心。
为了使人“妄心不起”，就执着坐禅，这岂不是将人作为死物一般。须知“道须通流”，心若住而不动就是心被束缚。在禅宗看来，悟道成佛完全不须故意做作，要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见道。长庆慧禅师，二十余年坐破七个蒲团，仍未见性，直到一天偶一卷帘，才忽然大悟，即作颂口：“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人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头打。”一旦豁然贯通靠的却是解去坐禅的束缚。因而真正深通禅机者，往往一切听之自然，自在无碍。“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
慧能所以强调“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外再无什么“道心”。就这点而言禅宗的确表现了“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世俗精神。而茶正好应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却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有了它，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茶之为物，在禅宗看来，真可悟道见性，因它是物又超越物，如“吃茶去”，就是悟道方式的机锋；又因它有法而又超越法，自在无碍，不须强索。正如临济义玄所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这正是禅宗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无不体现在禅宗的茶文化中。
江西的黄龙慧南禅师，即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宗的开山祖师，他就曾以“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了？”“我手何似佛手了？”“我脚何似驴脚了？”这三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提问，标榜为“黄龙三关”，而且“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借以“接引”僧众。这位黄龙宗的开山祖师，在郑重地总结“三关”的“自颂诗”中，特别地突出了“赵州茶”。
据《五灯会元》载：“师自颂曰：‘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其实自赵州从谂禅师发明“吃茶法”这一偈语后，“赵州茶”也成为禅门径直使用的典故。从谂是南泉愿禅师的弟子，江西马祖道一禅师的徒孙，当时即名扬天下，人称“赵州眼光，爆破四天下”(《五灯会元？浮杯和尚条》)其时，“赵州茶”与“吃茶去”早已成为人们热知的“赵州关”。
黄龙慧南禅师的“三关”当不会与“赵州关无关吧。前者与后者都是以茶连接的。其实从谂禅师曾留下许多着名禅案。如“大道透长安”、“无”、“庭前柏树子”等等。然至今仍传颂入口的不就是“吃茶去”吗。可见它是渗透了“茶禅一味”的文化意义，才穿透历史时空而被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所接受的。